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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:阅读是创作最好的老师

文章作者:莫言 (吴秀秀转自小学语文教师) 发布时间:2019年06月12日 点击数: 次 字体:

莫言:阅读是创作最好的老师

现在,我讲讲阅读和创作之间的关系,我觉得,创作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。如果说文学创作或者小说创作有什么诀窍的话,那就是阅读——然后就拥有了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“魔法”。

刚才在休息室里,一名同学问了我有关读书的问题。我认为,对年轻人来讲,对任何人来讲,应该掌握两种阅读方法。一种是精读,就像我读我大哥的语文课本一样,翻来覆去地读,读到能够把其中的主要内容背下来。

另一种是广泛浏览。世界上的读物浩如烟海,一个人即便是从有阅读能力时开始读,一直读到白发苍苍,也读不完其中的百万分之一,你只能读非常少的一部分。在这种情况下,把阅读分成精读和广泛浏览就非常重要了,你不能总是把一本书很认真地从头读到尾。

经典的书要认真地读,要精读;对于一般的读物,尤其是现在网络上出现的很多东西,一目十行地浏览一下,了解一下大概的文风,知道说了什么,也就可以了。

有了精读和广泛浏览的基础,假如你要从事文学创作的话,就应该从模仿开始。

当然,模仿,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讲,是个不光彩的词。如果现在还有人问:“莫言,你最近的作品模仿了谁的小说?”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巨大耻辱,别人也会对我嗤之以鼻,瞧不起我——都写了20多年小说了,新作竟然还在模仿别人!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最大的耻辱,说明你没有什么创造历程,你一直在靠模仿生存。

但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讲,模仿不是耻辱,而是一个捷径,或者说是一个窍门。我当年在学校里给大学生讲课的时候,也曾经反复说过,大家不要以为模仿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,刚开始写作时谁都在模仿,包括鲁迅,他的早期作品也都有模仿的痕迹,《狂人日记》就是模仿果戈理的同名小说。

鲁迅的很多作品,研究者都可以找出模仿的原作来,但这并不妨碍鲁迅成为伟大的文学家,因为他很快就超越了模仿的阶段,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风,形成了独特的鲁迅文体。

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刚开始应该模仿,就在于我觉得模仿是培养语感的最重要的方法。我们也经常批评一些作家,说“你这么大年纪了,怎么还有一股学生腔调”。“学生腔调”就是指一个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。

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实际上跟一个人对语言的感受力密不可分。当年李希贵校长在山东省高密县第一中学担任校长的时候,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,认为初中阶段对培养一个人一生的语感至关重要。如果你在初中阶段没有培养起对语言的感受力,那么你以后的努力很可能事倍功半。

假如我们在初中阶段就掌握了很好的语感,这就像一个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掌握了很好的乐感一样——培养出了懂音乐的耳朵,会为你今后的音乐工作打下最坚实的基础。假如我们在小学、初中阶段就培养出了非常敏锐的语言感受力,那么它对你将来无论是否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,都会非常有用。

培养语感最重要的方法,我觉得就是在反复阅读基础之上的模仿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如果我们连续让学生读10篇鲁迅的着名杂文,然后让学生写一篇类似题目的杂文,我们就会发现,几乎每一个孩子的杂文里边都出现了一种鲁迅的笔调,出现了一种鲁迅的腔调。也就是说,鲁迅的文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一个学生的写作风格。

这种模仿实际上是不自觉的,是建立在认真、大量阅读同一作家的作品基础之上的。假如我们连续精读古今中外10位作家的作品,然后有意识地模仿这10位作家,那么在这个过程中,你自己的东西就会慢慢出来。就像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,临摹了颜真卿、王羲之,又临摹了柳公权,他临摹了很多碑帖,但他最后写出的作品与他先前的作品相比,还是有细微的差别。

写作确实有点类似于书法,你模仿得多了,自己的风格也就慢慢确定了。更准确地说,是你得到了一种语感。得到一种语感对于文学创作非常重要。

如果我要写一个人内心非常痛苦,这个内心非常痛苦的人走到长安街上,用他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事物,用他的各种感官——他的嗅觉、他的视觉、他的听觉来感受长安街。因为他内心痛苦,这个时候他写出的文字或者说作家写出的文字,必然带着一种痛苦、低沉的调子。

反过来,如果这个人是兴高采烈的,他还走在这条街道上,因为作家现在想努力表现一个人兴高采烈的状态,他的全部感觉都用在表现这种情绪上。有了这种语言的感觉之后,写出来的文字自然也就带上了一种兴高采烈的感觉,我想这就是语感。

音乐也类似。我们当年在农村生活的时候,很多农村的二胡演奏者,他们并不懂简谱,更不懂五线谱,他们是文盲,一个字都不认识,但是他们照样可以拿起琴来演奏一首非常婉转动听的乐曲。这就是说,他们在长期的模仿过程中使自己的耳朵、手指与乐器之间产生了感觉。

这种感觉我是亲身体验过的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,我父亲说我什么本事都没有,“你看看街上那个瞎子,拉着琴可以去讨饭,可以要来很多粮食,我们家挂着一个二胡,你练练吧!”当时我只会拉一些很简单的革命歌曲,像《东方红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刚开始就是闭着眼睛瞎拉。

刚拉两下,我母亲就说:“不要拉了,明天的小米已经够喝了!”农村有一种石碾,推碾子碾米的时候,碾子会发出吱吱的声音,所以我母亲讽刺我拉二胡的声音就像推着石碾在转圈碾米一样。

“碾小米”大概“碾”了有两三个月,我就能拉出《东方红》了。那时,我脑子里一直想着《东方红》的旋律,同时手在弦上摸来摸去,摸了两三个月,我的手和耳朵以及《东方红》的旋律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系。也就是说,我的手已经有乐感了。

后来,我听到什么曲子,只要记住那个旋律,就可以拉出来了。所以,我就明白我们的民间音乐家为什么可以一个字不识,根本不懂任何乐曲,也可以拉出他心里的旋律。

有很多民间的天才音乐家,像阿炳那样的人,他是个盲人而且是个文盲,为什么能创作出像《二泉映月》这样经典的民族音乐?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模仿别人旋律的阶段。他心中巨大的痛苦无法表述,在心里自然生成了一种悲苦的旋律,表现在他的手和琴弦上,就成了经典乐曲。

我想,文学创作的过程,文学创作过程当中的语言、语感,与音乐家、音乐演奏家们的创作和演奏过程当中的乐感是一个道理,即建立在这种多读和进行模仿写作的基础之上。

我本来想详细地讲一下我的创作,但没有多少时间了,所以,我只简单地讲一下。我的创作也是分了几个阶段。20世纪70年代末,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创作了。这个时期主要是模仿,而且模仿得很拙劣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,我开始发表作品,这个阶段也还停留在模仿的阶段。刚才有同学提到的《春夜雨霏霏》,就是模仿茨威格的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后来,我还写过一篇叫《售棉大道》的小说,模仿了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作品《南方高速公路》。还有一篇叫《民间音乐》的小说,模仿了美国的一位女作家麦卡勒斯的作品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。

那个阶段我还是在模仿,而且很多编辑也一眼就看出来了,问:“这个书是模仿了谁的小说吧?”我说,确实是,但他们还是决定发表,因为这里边已经出现了我自己的东西。第一,表现的是中国的内容;第二,语言有自己的特色,有很多高密的乡言土语,而且融合得很好。当然,模仿的痕迹还是存在的。

我真正走出模仿的阶段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是在1984年,那是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以后。

我的成名小说应该是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。这部小说所描述的内容跟我个人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。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,所以我对打铁的生活非常熟悉。我描写深更半夜的时候,在秋风萧瑟的桥洞里面,一个铁匠,一个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孩子,拉着风箱,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……那种想象,那种很奇妙的感受,都跟我的个人经验分不开。

那个时候,我的小说不仅内容上中国化了,而且小说所使用的语言也个性化了。所以,我觉得一个作家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,就是形成了他自己的文风,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。就像我们读鲁迅的文章,即便把鲁迅的名字盖住,我们依然可以读出来,这是鲁迅的语言风格。张爱玲的小说,也有她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。沈从文的小说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。

也就是说,只有当一个作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,当他的语言为丰富作品做出贡献的时候,我们才认为他已经超越了一个小说家或者说小说匠的阶段,他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家了。

因此,文学家跟小说家是有区别的,小说家成群结队,文学家寥寥无几。所以,在现当代小说家的队伍当中,能够称得上文学家的也就是鲁迅、沈从文、张爱玲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直到现在,莫言依然是一个小说家,只是一个说书人而已。也许再奋斗20年,终我这一生也很难上升到文学家这个阶段。今后的岁月尽管前途渺茫,但我还要努力奋斗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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